悲伤是毫无理由的

父亲去世后，我多少沾染了一些抑郁的情态，当然不喜欢上学，写作业时会盯着自己被墨水染黑的指节出神。由于母亲是大学老师，父亲是教务处的职员，我从小就在校园里长大，除了学校，很少会去别的地方，但从来没感到天地这么狭窄过。有一天学校的广播在放《挥着翅膀的女孩》，广播的声场恢宏，像夕阳一样模糊，可以传很远，我听到容祖儿唱“骄傲地对着天空说，是借着你的风。”心里好像被金属重击了一下，喘不过气来，在夕光照耀下，无声地留下两行泪水。

即使是回到学校上课，周华正在台上讲解题公式，我盯着那些整齐的粉笔字，也会绝望地抬起头流泪，我一厢情愿地想，高斯和罗素也许也这样对着公式哭过，不为了具体的某一个人和某一件事。

我的同桌是年级第一的好学生，喜欢玩仙剑奇侠传，她看到我很反常，表示非常担心，我爸那边的亲戚也会来找我扯皮遗产的事情，还带我去做了亲子鉴定。后来我被批准回家休息，我妈的眼睛里满是焦灼，一个人看着烧红的岩浆朝自己涌过来，就会有这样的眼神。

初中到高中我转学了几次，休学又复学了几次，兜转回了以前的学校，当时和我同班的同学都比我高了一级，在准备高考了，他们每个人的头顶都有一朵颜色奇异的云笼罩着，有的是想要下雨的云。有一天我在校门口，碰到儿时要好的同伴，他对我说，“你看看你现在都在做些什么。”

我在网上搜到一个寻求支教老师的帖子，地点在湘西的凤凰。当时我已经决定不参加高考，休学去准备出国的英语考试，一切悬而未决，好像偏离轨道的列车飞出了悬崖，在空中漫长地漂浮着。我联系了那个发帖的人，他是上一个支教老师，他说条件太苦，只待了一个礼拜就回家了，走的时候村小学的老师也想和他一块走，想让他帮忙在长沙介绍一份当保安看大门的工作。

我是坐夜里的火车从长沙到的吉首，那时候我跟着小朝在学琴，背一把开裂的木吉他，包里装着许巍和朴树的吉他谱。卧铺很黑，越往怀化开，越感觉天气变冷了，我喜欢火车轧过铁轨处时发出规律的“锵锵”声，愿意一辈子住在火车上，至少去哪里，什么时候去是决定好了的，可以不用自己费劲去想。睡在我上铺的大哥一直在抽烟，熏得我有点流眼泪，就坐到窗户边，看灯火滑过，靠近站台的时候车会慢下来，有一些亮着的小窗户，我开始想象那是给什么样的人住的，他们在里边做什么，车离站后开进田野，灯火变稀疏了，更多拉着电线的长杆，偶尔有一盏路灯，照着停泊在铁轨上的火车车厢，扳道工在铁轨间走着，山的暗影扑过来，把视线挡住了。火车有股奇特的味道，经年不洗的床单，泡面和啤酒，弥漫不散的香烟，总是不能清洗干净的厕所，铁轨的味道里有金属，有泥土沙砾和粪便的混合物，我觉得真神奇，这一切，有时候孤独是吞噬人的黑洞，有时候孤独是一种自由。

到了凤凰以后要转车去腊尔山，隆老师说他会到腊尔山镇上来接我，那里和云贵高原接壤，是湖南海拔最高的地方。我随便在凤凰的街头走了走，从沱江大桥上看沱江，它好看地闪着光，不疲倦地在波动，两列沿着江水排开的吊脚楼，凤凰古城有长长的城墙，对着江水打开的窗户，江水转折的地方有白塔，还有大的木头水车，游船，卖酒的人，五块钱一份的盒饭，早晨稀薄的阳光照着石板路。坐车的地方在江边的一个浅滩，等人齐的过程里，我找个地方坐下来，云的倒影落在江面，游动得好慢，眼前的这个世界和我没有什么关系，也许回去还有一个困境要面对，可只要不去想就不存在，也许困扰我的东西从来都不在外部的世界。乘车过山峰，看到半山上挖草药的人，从高山落下来的瀑布。

和凤凰比起来，腊尔山是截然不同的。泥水淤积的道路，到处染着煤灰，错乱缠绕的黑色电线，低矮的水泥平房，有一个稍微高几层的旅店，用红漆在木匾上写着“七星旅馆”。当地人的普通话都说得不太好，我等隆老师来接我去村子，吃了两碗拌辣椒面的绿豆粉。隆老师有些白发，还有三年就退休了，身板瘦瘦的，笑笑的表情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戴绿色的军帽，一见面要跟我握手，带我去买了一车的煤球，一个煤炉，一个电磁炉，还有电吹风，烧水壶，暖水瓶，包了一辆面包车载回村子。

从镇上出去有一段水泥路，路旁有那种一半陷入地下的砖窑，在冒着火光，其它地方要么是一些房子，要么是耕田，拐到一条土路上去，房子就全没有了，只有收割过的水田，乱石和杂草，路到了分岔口，车往下一拐，牵引我们去路尽头的村子，有几十户人家，瓦房，门口的空地养了鸡鸭和狗，有水塘，水井，矮小的起伏的山环绕着村子，村里人都说苗话，老人缠着头巾，小孩在田地里打滚。

教室是两间相连的瓦房，一间是学前班，一间是一到三年级，黑油漆直接涂到墙上就成了黑板，我就住两间教室旁的一小间办公室里。一到三年级的普通话比较好，我就负责教他们。我到的时候，孩子们已经在座位上坐好，等着我，一个个睁大眼睛，隆老师非常官方地扬起手臂：“喊朱老师好。”然后他开始鼓掌，“现在请朱老师给我们讲话。”

我有十一个学生，他们有的是太小了，没办法走山路每天去镇上的完小，也没办法一直在那边寄宿，还有的远超过了读三年级的年纪，因为父母都去打工，就一直在村小反复地读三年级。

我来以前，石榴丽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孩子，她长得有些尖嘴猴腮，眼睛大得突兀，有些像蒂姆·波顿画的人偶，她有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，弟弟叫石政宝，也在我的班上，鼻涕永远擦不干净，笑起来憨憨的，不会主动打架，但是一旦有人开始打，他就会兴奋地跳进去加入。

石榴丽家里的条件很不好，受的捐助也最多。而她的父亲嗜赌，后来听说他还拿她受捐的学费去赌，使我们都不敢直接把钱交给她家。

她的母亲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病，发起病来会拿菜刀砍自己。以前在医院住，后来情况好了些，就回家修养，家里还有三个孩子要养。有一天石榴丽跑到办公室来，对当时的支教老师说，想在办公室住一夜。老师去她家，才发现她妈妈浑身是血，已经躺床上睡着了，妹妹在妈妈的怀里，也睡着了。

我教完书要走的那天，把一些自己的用具分给困难的学生家，有石榴丽，有龙敬芬，先去了石榴丽家，后来她跟着我出来，看着我把烧水壶，几双袜子和电磁炉拿去了敬芬家。石榴丽急哭了，问我为什么不给她，我被问懵了，跟着哭了起来。

有一个公益组织一直给石榴丽资助，十年后我再跟她取得联系，她说她已经不读书了，本来在城里的卫校学护理，还有两年就毕业。可觉得城里什么都很贵，学校教得也不好，不想再读下去，要回村子里结婚。

石政宝以前总是臭烘烘的，不爱洗澡，后来我听石榴丽说，他要考驾照，帮人拉货，只单听她这么说，我很难把他和以前的政宝联系起来，在我的想象中，有个小小的，流鼻涕的政宝坐在卡车司机的位置上，他用害羞的眼睛看着驾驶的仪表盘，伸脚也很难够到刹车和油门的踏板。

龙敬芬和龙敬竹是姐妹，敬芬和敬竹还有两个姐姐，都是读完初中就出去打工了，她们原来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，母亲有听力障碍，几乎不会说话，能发出一些简单的音节，后来的继父在山上帮人砍树，扛木头，干的是最累的体力活，一天可以挣三十块钱。

继父最大的心愿是生一个男孩子，我走了之后，过了一年他给我打电话，电话里他显然喝醉了，“朱老师，我们家生了第五个，终于是个男孩，还可以吧，还可以吧。”

敬芬和敬竹都很善良，敬竹的眼神永远是既天真又狡黠的，有窃窃的笑容，她才五岁，像个小怪兽，粗野又活泼，是人类最有生命力的样子，早上进办公室喝水的时候看到我在发呆，会拉着我的袖子把鼻涕都蹭到我身上。我要走的时候，敬竹没缘故地一直躲着，我去她们家告别，想跟敬竹说一声，她缩在角落里，忽然嚎啕大哭，哭起来的样子也很像一只小怪兽。

我常分一些文具给敬芬，敬芬说：“老师，那你不给张慧啊。”张慧是她在班上最好的朋友。有一次做饭，我叫学生来吃，可是我不太会生火，炒菜又放了太多油，其他人都说我做得不好吃（是真的），敬芬说，“老师做得好吃，是我们不喜欢吃鸡蛋。”

她们家很小，有一台小小的电视，中间的地上挖了一个坑，是拿来烧水烤火的，两个姐姐的床在进门的地方，继父和妈妈的床在灶台边上，我问，那敬芬和敬竹的床呢，继父指了指瓦房的吊顶，我爬楼梯上去看，发现吊顶上还摆了一张床，一个灯泡挂在空中，在发出温暖的橙黄色光线，吊顶的木板上铺了茅草，为阻拦屋瓦落下的灰尘。

过了十年我再联系上她们，敬芬和敬竹都早没有读书了，跟着两个姐姐一起去浙江打工，敬芬在帮人做美容美发。她们的二姐结婚了，我看到四个姐妹都穿着苗服拍的照片，她们都染了头发，我很难再从照片中分别认出敬芬和敬竹，从微信上我看到敬芬谈恋爱了，男孩子戴眼镜，瘦瘦的，爆炸头染成了金色。小时候我家楼下的理发店住着一对情侣，给人的感觉和他们很像。

吴玉刚的个头很高，他的妹妹是吴鲜丽，虎头虎脑的姑娘，缺了两颗门牙，在学前班显得卓尔不群。我从来不记得看到吴鲜丽哭过，可似乎其他每个女孩都哭过，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心碎，只有鲜丽一直是在开心或者生气，在观望或者发表意见，在玩耍或者休息。吴玉刚哭过很多次，大部分时候是被吴晓丽打哭的，班上只有吴晓丽的个头比玉刚高，她十二岁了，可还在读三年级，晓丽的脾气也很大，她的弟弟在隔壁，如果有人欺负她的弟弟，她会非常震怒，“老师啊，他们打我弟弟。”话音未落，她就冲上去了，她拿着扫把，可以一个人对付三个男生，隆在华，龙华，吴玉刚，石政宝，他们都以能把吴晓丽打哭为荣，可我只见到吴晓丽哭过一次，被隆在华用羽毛球拍狠狠砸了后脑勺。学期末我要走的时候，我去吴玉刚家吃饭，鲜丽很开心，要一直打手电给我照路，我看到玉刚家房梁上挂的很多苞谷，我问他，“是给谁吃的。”“还不是给我那个胖妹妹。”聊起妹妹的时候，他就会有一种无奈的口吻。这样的口吻过了十年依然没有变过，鲜丽读旅游专业的职高，还有最后一年，她不想读了，觉得毕业也找不到工作，还不如去打工。我问玉刚，为什么不劝劝，他说，“我也不太了解她的事，她现在脾气大得很。”“你们关系变得不好了吗？”我想当然地揣度。他似不懂我这么问的含义，说，“她可是我亲妹妹啊。”

我要走的时候，玉刚答应我不再欺负女生了，他表现得很纠结，问我，我不是说好等他们期末考试成绩出来再走吗。那时镇上在下大雪，路面会结冰，时不时就会封路一段时间，每次大雪封山，都要等人把道路清理出来才能通车。眼看封路的时间越长，我担心再不去凤凰，就要留在村子里过年了。因此提前在期末考试前十天下凤凰买了火车票。

玉刚读完六年级就没读了，就去杭州的工地做水电，平时会给还在上学的鲜丽汇钱。我问他，不干活的时候干嘛，会看书吗，他诚恳地说，怎么会，都在刷抖音。当我问及需不需要寄一些专业的书给他，他又诚恳地答应。玉刚和鲜丽都表现出充足的安全感，在柔软地接纳着身边的人。

唐龙军总是戴帽子，他的姐姐也在我们班，叫唐玉莲，玉莲不喜欢说话，只有一次，我问她，为什么总是不说话呢，她说，“因为讲话太累了，我不喜欢讲话。”她的声音很好听，发音也很标准，其它时候，她总是在画画，爱刻画细节，画不同颜色的山，山上都长了树。她的眼睛总是看着低处，不太会有高兴的神态，但是吴晓丽找她玩，她也是很乐意的。唐龙军也会画画，他总是画一个男人在种地，一开始地里都是土，什么都没有，后来开始长小苗，每次画，地里的作物都长大一点，有一天他拿来给我看，“老师你看我的菠萝都长这么大了。”他对时空的感知很特别，也有很多具象的描述，如果布置太多作业，他会说，“老师你的话变成一串箭把我射死了。”当我从他身边走过去，“老师你把我影子的脚踩断了一只。”

后来得知龙军学了汽修，刚刚从技校毕业了。电话里，他显得防备，少言寡语，告诉我，不打算做汽修相关的工作，至于以后做什么，还没想好。问他需不需要寄书籍过去，他说，“嗯，谢谢，不用了。”社交软件上，龙军的自我介绍是“我是人”。敏感的人会离事物的本体更近一些，同样的，也更容易因此被伤害，对世界产生难纾解的失望和怀疑。

我来到村子里之后，龙军逐渐取代石榴丽成为成绩最好的学生，他展现出来的不是竞争性，而是想象力和好奇，石榴丽拿到批复的试卷后，趴在桌上大哭了几次，当时我尚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一切。

龙华的数学成绩很不好，他喜欢把一句话重复好几遍，老师，我要喝水啊，老师，喝水。早上我还没醒，就会听到他在门外边喊，他直接就着勺子喝昨天我从井里打的水，他的脸上永远有冻伤，基本的加减法做不明白，被留堂，一直用橡皮反复擦答案，擦到纸都烂掉了，一边写一边哭，纸上都是劣质橡皮留下的印子，和他的眼泪鼻涕，看起来很可怜，而且对理解算数一点帮助也没有。龙华很会放牛，比起上学，他似乎更擅长跟牛做沟通。他的爸爸不太会说汉话，总是去山上砍柴，要么就是在挑水。爸爸的兄弟在凤凰开酒店，他们家算村里的大户，经常喊我过去吃肉。在村子里，肉如果不是自己家的，那就只有赶集才有得买，我很少去赶集，而且买回来没法存放，所以我最常吃的就是蛋炒饭和泡面，还好苗族人很喜欢请客，盖房子，结婚，生小孩，都会在家门口摆流水席，有时候给二十块的红包，有时候只需要随一包烟，可以一直吃到后半夜。那时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去龙华家吃饭，或者跟隆老师去哪个附近的苗寨做客。我两个多月没洗过一个热水澡了，真的是虱子多了不痒，时间长了我也闻不到身上的臭味，去凤凰买火车票的时候，龙华的表哥龙林极力推荐我在旅馆里洗个澡，我居然拒绝了。

以前以为龙华长大了会继续放牛，他放牛放得这么好，还可以开展帮别人家代放牛的业务，这是我这个城里人另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。龙华也很早不读书了，去长沙打工，帮别人家安装吊顶，木地板，他学会很多种方式跟人要钱，“朱老师，我在镇上赶集，差五十块坐车回去，你不信我给你看定位。”“朱老师，你回长沙没有，我要去长沙打工了，你先借我五百块钱。”后来我听说，龙华对村子里每个人都这样，以至于他爸有些不管他了，他说话的口吻，还和小时候一模一样的，一句话喜欢重复好几遍。

我很喜欢腊尔山，喜欢这里安静，偏僻，寒冷，甚至喜欢这里没信号，喜欢经常下雨下雪就停电，只能对着蜡烛看书，蜡烛把我蓬乱的头发烧着了。还喜欢我除了被当作一个来教书的外地人，没有什么要求可以施加在我身上，村里的人都对我很好，因为我是孩子们的老师，他们经常拿自己家种的菜给我，碾了谷子，还会拿新鲜大米过来。隆老师说要修操场，要设立奖学金，我们募捐了几次，后来发现有些钱的去向不明，隆老师也含糊其辞。可我还是喜欢隆老师，我们去吃酒，我在后半夜喝了不干净的黄豆汤，回来连着三天窜稀，发高烧，最后是隆老师煮了一碗加了糖的白米粥给我，夜里带我去医生家打了针。冬天的腊尔山经常下大雪，下雪的声音是扑簌簌的，一夜过去，早上推开门，整个村子都被厚厚的白雪覆盖了，心里觉得安静，难言的喜悦，隆辉告诉我，雪后的白菜最好吃了。

晓丽和弟弟住在别的村子里，当时她十二岁，应该和石榴丽是一样大的，她很倔强，经常和男生打架，因为她的家太远了，她叫我去吃饭，我一次也没去过，到头来还是不知道晓丽住在哪，只是记得她个子高，长头发编成麻花辫，手上总是有冻伤，每天一放学就要回去帮外婆烧火做饭，她很喜欢帮我去井边打水，也许因为她们都觉得我走路摇摇晃晃的，没什么力气。我走的时候，村子里的学生都跟着隆老师来送，隆老师还在前边煞有介事地放了一串鞭炮，气氛被烘托得有些喜庆，敬芬的继父骑摩托车带我去镇上，路都冻住了，摩托车的轮胎缠了防滑的铰链，可我们还是在转弯处一起栽进田里面。路过晓丽住的那个村子的山头，发现她正站在山坡上等我，穿一件长的红棉衣，一双棉鞋，手插在兜里，喊我，“老师啊。”然后没有再说话，斜伸着脚酷酷地站着，脚底是杂草和昨晚结的冰，太阳正从她背后升起，把她镶嵌出一个金色的轮廓。

翻开以前写的日志，发现我只有对晓丽的寄语里提到了婚姻和生育，“有一天你也会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嫁一个好人家，生一个胖宝宝吧。”当然我感到悲伤，替自己会这样地去假设一个女孩，并觉得是在祝福她。一语成谶般的，晓丽既没有出去打工，也没有继续读书，而是早早地嫁了人，十年过去了，她才二十二岁，已经生育了两个孩子。

玉刚说过年回去赶集的时候在街上碰到了她，她嫁到了很远的村子里，谁都没有她的联系方式。

也许悲伤是毫无理由的。只是当我听到玉刚这么说，会看到那个还是小小的吴晓丽，剪了斜刘海，背着她的孩子在街上走，这太难理解了。也许我早就该放下所有一厢情愿的想法，自我为中心的习惯，城里人的价值观。人生的体验从来就是冷暖自知的，我反复想，要是当时去晓丽的外婆家吃饭就好了，其实那个村子不远的，是当时的我太害怕麻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