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父亲在湖边看船

1.

不做古汉语老师以后，父亲成为了一名水库的管理员。

他的发型凌乱，青色的胡茬，个子瘦小有些驼背，在学校时被同事叫作小董。他似乎不擅长教书，碰到提刁钻问题的学生，会沉默，粉笔灰在阳光照着的黑板上盘旋。他缓缓背过去，继续写他的板书，任提问题的学生尴尬地坐下来。父亲上课不点名，往往到了学期下半段，来上课的人就很少了，他不像母亲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就有学生提着礼物来探访：旺仔牛奶、雀巢咖啡、水果篮、阿胶补血颗粒和太太口服液。

母亲看起来年轻，短发、微胖、淡白的皮肤，脸颊有好看的红晕，眼睛像深水。她被人尊敬地称作李老师，研究方向是对外汉语，读研的时候好几个导师想带她，导师们轮流来家里谈话。

我们家的灯是那种省电的白炽灯，把白墙照得更加惨白，有时父亲从卧房走出来，在客厅里抽烟，五块钱一包的白沙，烟再被这样的光线照着，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滚动翻卷，好像七月份的积雨云隐含光晕和雷电。

学校在城郊，只有一路公交车可以到，学校附近住的人很多都是农村迁过来的，房子乱盖，小孩子不上学。那些孩子皮肤黑，眼神狡黠，会在我们放学的时候躲在巷子里截钱。学校的水泥墙修了一大圈，水泥上扎了碎玻璃，外边是杂木丛生的树林。周末的时候，父亲带我去钻树林，我的脸被尖刺扎伤了，而母亲在床上休息，看到我的伤，她叹了口气：“叫你带一天都带不好。”

2.

高峰湖以前只是个河流汇集的小水潭，直到下游开始修水电站，河被水坝一拦住，水位涨了上去。水坝的斜坡是一个个棱形的水泥桩，近水处长了湿滑的苔藓。夏天下雨的时候，闸门会打开，白色的水花喷薄。湖泊由两条河汇成，河道上游是湿地，被茂盛的苇草掩住，几根横下来的树干把上游河道拦住。湖水靠岸的颜色是黄的，少量的黾蝽撑着脚在游，越往湖心，水就变得越绿，最深的地方是墨绿色，水下好像有洞穴，人会忍不住盯着看，如同深夜噩梦的边缘。

沿岸的植物很多，主要是常青松，还有杉树、栗木、低矮的杜鹃、丛生的鬼针草。蓝色的牌子写着“高峰水库，”一间白色房子立在下山的路口处，是管理员的小屋。差不多两年的时间，父亲就住在那间屋子里。

父亲看管水库两个月后，决心要在湖边建一个营地，除了钓鱼，这里很快还可以烧烤和露营。军绿色的帐篷搭了起来，火塘用石块围着，里面是细腻的白灰。他从县里买了木工的工具，锯死掉的树木、劈柴，并把原本破旧的木船也修葺好，大的破洞用铁皮蒙住，除了板子的夹缝处有些渗水，在水上总体是平稳的。船桨也做了一对，用硬度高的杉木。

消息传得很快，水利局派人上来视察，他们穿迷彩服，在湖边钓了鱼，把鱼烤着吃，父亲在一旁生火，帮忙煮汤，请他们喝了几罐啤酒，给那个看起来领头的人塞了包软白沙，他们天快黑时又开车下山，并没有对营地的事明确表态。

很快，越来越多的人上来钓鱼，县里的，周围村里的，甚至有迢迢来度假的，大多数人都很有耐心，也互不惊扰，把闪亮的鱼线在空中来回挥动，带着风的哨声。父亲的小屋里多了一根初学者用的手杆，它靠着玻璃窗，簇新得反光。

《湖边看船》摄影 by 罗卜

3.

最早我们住在教职工宿舍，那会大学老师的工资低，我们的生活条件也不好，教职工宿舍是一条狭长的走廊，所有的屋子都是对开门。屋子里有一张床，一张写字桌，吃饭要把折叠的小桌子搬到走廊上，厨房、厕所和浴室是公共的，在走廊尽头，光线从那的大窗户照进来，微尘飞扬在幽暗的时间隧道。

父亲和母亲同时开始读研，可直到母亲开始读博了，他才研究生刚毕业。他很少像母亲一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论文，他喜欢练字，打乾坤拳，还有睡觉。

有一天上午，他出门去食堂买早饭，我和母亲还在床上睡着，忽然门被踢开了——我只看到门板往床上扑过来，父亲踏着门板踩到床上，把母亲的头发一把揪起来，一拳一拳扎实且迅猛地揍下去。

后来我问母亲：“他打人做什么？”

“我哪知道，兴许是门锁坏了，他以为是我从里面锁了门，故意不让他进屋。”母亲同样困惑地告诉我。

母亲还说，教职工宿舍面积太小，让人太压抑了，这同样是他容易暴怒的一个原因。在申请到学校的住房名额后，她非常热忱地忙活起装修的事宜，一下课就扎在工地，监督师傅们装修我们两室一厅的新家。厕所是刷着红漆的水泥地面，客厅是印了蓝色花纹的白瓷砖，还有半圆形拱顶的玄关、不锈钢的防盗窗、螺纹的毛玻璃，采光好、外边就是香樟树的大阳台。搬家以后，母亲连洗衣服都哼着歌，在阳台上把衣服搓得哗哗作响。

学校减免了大部分的购房资费，剩下的那部分，他们在积极地想办法，双休日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们并肩坐在床头，等待双色球的号码揭晓，十四寸彩色电视里穿西服的主持人在营造悬念——彩球落定，可希望还在，下一周，下下一周，好梦是一场接一场。

《湖边看船》摄影 by 罗卜

4.

早晨湖面升起水雾，看起来柔韧又蓬松，阳光疏散，稀薄，一点点施恩似的飘洒下来，我们这时也起床了，把夜里染了潮气的睡垫和被子挂在帐篷上晒干，背竹筐去松林里捡柴和松果。父亲带了把短斧，一个单手锯，遇到大的死掉的松树，他就会把树干据成一截截的圆木，再用斧头把凌乱的枝杈斩下，用绳子捆好拖回营地。

太阳快下山时，我们在火塘生起火，先垒好引火用的松果和细枝，再架上比胳膊还粗的大木柴，火苗啃噬着边缘好燃的碎木和松针，反复熄了几次，终于大木柴里的水分也烧干了，一大团火从火塘中生起来。

煮过饭，围着篝火洗漱，火焰燃尽了，剩下碎木炭毕毕剥剥地响，呼吸似的明灭，凑上去还能感受到燃烧的余温，闻到松烟呛人的味道。

在晚上，我也曾试过划船，湖面雾气弥漫，水面看上去仿佛凝固，风把水雾搅动起来，像暴雪在奔腾呼啸，小船如穿行在一片茫茫雪原上。

父亲在岸上举着手电，光柱穿过雾气散开，他指引我往开阔的地方划，小船漂过一阵雾，夜空和疏忽的星星露了出来，桨击打水面，扬起，听得到水面在震动，鸟在鸣叫，风吹过松林，还有血液在耳朵背后的血管中流动。

5.

新房子的魔力很快消失，有一天，他们又因为抽烟的事起争执，母亲叫他去楼梯间抽完再进屋，反被他扇了一耳光。我眼看着装玻璃弹珠的那个罐子被从冰箱撞倒在地上，彩色的玻璃珠打在新贴的瓷砖上，起起落落，劈劈啪啪地响成一团。这完全就是我们的生活——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，更不知该如何停下。

父亲缺了很多课，打人也更凶了。终于有一天，母亲带着我从家里搬了出去，我们在学校的另一端租了个房子，她买了一个便宜的高压锅，还有铺床用的所有东西。我预料，我们可能很久都不会再回家了，可第二天晚上，父亲就找到门口来，他站了好一会，用低哑的声音说：“洗澡的毛巾找不到了。”

姑姑从老家赶过来，她坐了三天的汽车，蛇皮袋里装着一只鸡冠火红羽毛鲜艳的大公鸡。姑姑当着我们的面严厉地训斥了父亲，他的表情变软了，讪笑着，带着一丝不安和负罪。

他们带我去打水漂，在教学楼前的水塘，教学楼是老旧的爬着藤蔓的红砖墙，墙外面是两块空地，分别长着两棵像尖塔的大松树，水塘就在松树边。我们从墙根处捡碎瓷片和平滑的石头，瓷片在水面上弹了三下后，撞在另一侧的墙壁上粉碎。姑姑是个伶俐的胖女人，那只耀武扬威的鸡，在我们狭小的厨房里活动了好多天，不断地屙屎，终于在一个晚上被悄无声息地杀掉。而姑姑走后，我们家很快又恢复到从前鸡犬不宁的样子。

父亲嗜睡，时常暴怒，不再在早上穿一件汗衫起来打拳，练字的字帖盖在那，砚台干透了，泛出苍蓝色。由于长期旷工，学校的领导来了两次，父亲拿出一个白瓷的小罐，里边是平时舍不得喝的碧螺春。谈了一会，领导脸色沉下来，回去后把他办公室的桌子撤掉了。学校不兴开除人，只是扣掉他的课时费，教师的基本工资仍然按月发放。他觉得自己受了侮辱，去教务处拍桌子，扬言要放火烧教学楼，说自己有精神病，杀人不负法律责任，和赶来的两个保安扭打在一起。

离婚的官司过了半年才判决，出乎意料的，一审我的抚养权被判给了父亲，而父亲已经托关系找了新的工作，听说住在一个湖边上，这意味着我要离开母亲，要搬家，转学，意味着诸多莫大的不可能。

收拾行李时，我看到父亲的抽屉里放着抽剩半包的白沙烟，还有一本字帖，里头夹着他临的一幅字，歪七扭八不好辨认：“花气熏人欲破禅，心情其实过中年。春来诗思何所似，八节滩头上水船。”

那一年的春天，邓小平逝世了，举国上下哀鸿遍野，深夜里人们举着挽联和花圈走在路上，被白色的氙气灯照亮。夏天，香港回归，电视里游行的盛大队伍，壮丽的花车，响彻长空的礼炮，飞机拖着彩烟飞过。

母亲有一个学生是律师，说二审改判的机会很大，到时候就可以把我接回家。临出发前，母亲带我去城里最大的百货商店买最新的日本游戏机，车经过涵洞的时候，天色不可思议地暗下来，公交车的速度放缓，在一片灰暗的气氛下开启了车灯，车辆好像一条条深海里闪着鳞光的游鱼，我们看到的是两千五百年才来一次的日全食。

《湖边看船》摄影 by 罗卜

6.

湖边的营地被拆除，父亲重新振作的希望也随之破灭，他看起来比以前更枯瘦，那根鱼竿挂了些蛛网，到头来还是没有被用上。法院的改判终于来了，我回家的时候，心里是极高兴的，只是不知如何和他作别。远远地在车上看到他蹲在路的尽头，在折一根树枝。车晃动了一下，喷出一些黑色的尾气，我们就此越来越远。

高峰湖过了一个旱季，看起来萎缩了些，在太阳下，在山坡和树林的高处仿佛一块被反复践踏过的银箔，我扒着灰蒙蒙的车窗回头去看，并且心里知道，以后都不会再回到这里，高峰湖和父亲一起，都将变得无人问津，从我们的回忆里，从充满宏大叙事的世界中隐去。

到第二年的年末，姑姑打来电话，说父亲没有回村子里过年，她们去水库寻了，只看到他的衣物，却不见人，于是报了警。湖里的水被抽干，湖底的泥沙是细软的，捧一抔，从指缝间漏尽，红色中带着一点金色，许多当地人都拿水桶上来装泥，说这样的泥种植物最好了，你看湖边的树，长得又高又直。

2021.11.24